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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為功——造就新中國衛生奇跡的愛國衛生運動

  ▲1958年,北京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陳清棠大夫用顯微鏡,給居民們看放大一千倍的痢疾細菌。馮文岡攝

  ▲1957年,西單南長街居民周永泉向街道干部們介紹用臉盆捕鼠的經驗。高宏攝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中,愛國衛生運動成了一個高頻詞,人們積極參與愛國衛生運動,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助力加油。

  愛國衛生運動至今已持續了68年,早已融入了中國人的日常。但很多人對愛國衛生運動既熟悉又陌生。比如,“衛生”前面為何冠以崇高的“愛國”二字?又為何以聲勢浩大的“運動”方式展開工作?

  翻開塵封的史料,我們發現,從家喻戶曉的運動,到習以為常的習慣,愛國衛生運動有效控制了傳染病的流行,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更重要的是,它真正實現了移風易俗、改造社會的目的,從小小的衛生習慣,到自我的防病意識,再到公共的市政環境,它帶來的種種改變,至今仍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世界衛生組織稱之為“新中國的衛生奇跡”。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向中國政府頒發“社會健康治理杰出典范獎”,對中國愛國衛生運動的成就作出表彰。

  1952年1月,雪花飛舞的朝鮮戰場上,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何世長和他的戰友們發現了一些異常:幾架美國軍用飛機來回低飛,既不投彈,也不掃射,一直到中午雪止霧散,才升空而去。大家正在疑惑,一個戰士忽然看到,皚皚的雪地上,成群的蒼蠅、跳蚤、蜘蛛正有氣無力地爬著、跳著、飛著。何世長聽從師首長命令騎馬前去觀察,又發現了一袋正在跳動的老鼠。

  當時,志願軍戰士們只是覺得奇怪,冰天雪地哪來的這些東西?幾天后,志願軍陸續發現有人患霍亂、鼠疫等烈性傳染病。志願軍援朝前后,朝鮮北部從未發生過這些疾病,而且冬季也不是霍亂容易發病的季節。這才開始懷疑並逐漸確認,美軍為了挽救戰場上的失敗命運,竟然不顧國際公約發動了細菌戰。更令人發指的是,除了前線,美軍隨后又在我國的撫順、新民、安東、寬甸、臨江、青島等地,撒布了大量帶有細菌的昆虫和毒物,企圖以此殘害中朝人民,從根本上削弱中朝軍民的戰斗力。

  美軍下了一盤陰險的棋,烈性傳染病一旦流行開來,后果簡直不堪設想。幸好,中朝軍民發現得不算太晚,而且清楚地認識到,對付這些疾病隻有預防才更有效。因此,在抗議、控訴和揭露美國細菌戰罪行的同時,志願軍在中央領導下迅速開始了反細菌戰防疫工作。

  1952年3月1日,志願軍成立了以鄧華為主任的總防疫委員會。隨后,各軍、師、團成立了防疫委員會,各營、連成立了防疫小組,紛紛進行環境消毒,搞好個人衛生,控制水源,消除垃圾,捕滅老鼠、蒼蠅、蚊子、跳蚤、蜘蛛等。

  據何世長回憶:“我們連隊發起了大掃除運動,掃除之后每天在室內和被子上洒下藥水,以保持清潔衛生,接著祖國又運來大批預防藥品,派遣醫務人員給每個志願軍戰士打預防針……”每個戰士都發了預防注射証,正面用來記錄疫苗注射情況,背面則印著詳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反細菌戰個人衛生條約》,如“我自己或同志有病,不論輕重馬上報告”“我的口罩要清潔,常燙洗,不借用,不反戴”“我保証飯前燙碗、筷和洗手”“我不吃,也不用手碰飛機撒下的可疑的東西”等。

  緊隨志願軍部隊,全國各地也行動了起來。1952年3月14日,政務院召開會議,成立了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員會,號召全國人民緊急動員起來,開展防疫衛生運動。一個規模空前的防疫衛生運動,在全國城市和鄉村廣泛地開展了起來。研究新中國衛生防疫史的歷史學博士肖愛樹教授告訴記者:“由於這場群眾性的防疫衛生運動是為了粉碎美國的細菌戰而發動,是保家衛國的一項政治任務,是在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指引下而開展,所以它被人民群眾稱為愛國衛生運動,並很快得到了黨中央的認同。1952年3月24日的《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首次使用了‘愛國的衛生防疫運動’一詞。”

  中國共產黨對衛生防疫工作的重視由來已久。早在中國工農紅軍的初創時期,位於山區農村的革命根據地交通不便,加上敵人頻繁的“圍剿”和醫藥封鎖,紅軍部隊的醫療條件極其簡陋。當時,毛澤東就對后來擔任新中國衛生部副部長的賀誠說:“衛生工作人員要向全體紅軍干部宣傳衛生防病知識。發動群眾改變生活環境,減少疾病滋生和傳播。”

  1932年,江西富田一帶(今屬吉安縣)發生瘟疫,群眾死亡60多人。為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第2號文件下發了《實行防疫衛生運動》的訓令和《蘇維埃區域暫行防疫條例》,並得到了蘇區群眾的廣泛擁護。同年9月,中央軍委總軍醫處召開紅一方面軍第3次衛生會議,總結開展防疫衛生運動經驗,突出強調了預防為主。

  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8月,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確定了全國衛生工作的三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1951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對賀誠上報中央的《二十一個月來全國防疫工作的綜合報告》做出批示:“今后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批示還強調:“必須教育干部,使他們懂得,就現狀來說,每年全國人民因為缺乏衛生知識和衛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經濟上的損失,可能越過全國人民所受水旱風虫各項災荒所受的損失,因此至少要將衛生工作和救災防災工作同等看待,而絕不應輕視衛生工作。”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對衛生工作親自擬稿批轉的第一個文件。肖愛樹認為:“它為新中國的衛生工作給出了明確定位,也為此后的愛國衛生運動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美帝國主義的細菌戰最終以失敗告終,而愛國衛生運動在1952年的高潮后並沒有結束。當年12月8日,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在北京開幕,總結愛國衛生運動經驗,提出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增加了“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一項。毛主席還為大會題詞:“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

  年底,政務院發出《關於一九五三年繼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指示》,將中央防疫委員會改名為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地方各級愛國衛生機構統稱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從此,愛國衛生運動作為一種獨具特色、利國利民的衛生工作方式,延續至今,成為我國人民衛生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它帶來的種種變化,今天依然能從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發現端倪。

  裝著開水的保溫杯,一度是現代中國人自嘲“中年危機”的流行標志,提起對中國游客的觀感,外國人脫口而出的是到處找熱水。這些都給人們一種印象:喝開水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習慣。實際上,喝開水這個習慣正是在愛國衛生運動中養成的,歷史並不長。

  “過去沒有自來水,最早是井窩子送水,后來有了自來水,但一條街可能就一個自來水管,挑了水到家裡,擱在水缸裡。稍微講究點兒的人會沏茶,大部分勞苦大眾、小孩兒就著喝,咕嘟咕嘟灌一氣,灌完了就走。”年過七旬的王老先生家世代住在北京南城,他這樣回憶兒時的生活。與喝生水同樣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那時候容易得病”,“孩子們得蛔虫病的太多太多。”

  王老先生的兒時記憶,是那個年代的普遍現象:自來水普及率低,人們飲用最多的是未經消毒的河水、井水、湖水,有的地方甚至淘米、洗菜、刷馬桶都在一條河裡。長此以往,隨著飲水進入人體的細菌、寄生虫有多少可想而知,抵抗力弱的人群染上痢疾、蛔虫等腸道傳染病也就不足為奇。

  在興辦自來水投資大、河湖水消毒難度大的情況下,把生水燒開再喝,是一種成本最低、最易普及到各家各戶的飲用水消毒辦法。

  燒開水,這種最簡便的飲用水消毒辦法,其實古已有之,但是將其推而廣之、使其形成全民習慣,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情。

  肖愛樹教授告訴記者:“把不飲用生水作為一種禁令或加以勸阻,是近代才有的事情。”1934年,蔣介石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新生活運動,要求人們“做一個現代的國民,不再有一點野蠻的落伍的生活習慣”,其中一項被提倡的內容就是水不沸不喝。然而,民國年間戰亂紛紛,所謂的新生活運動基本就是搭個花架子作秀,短短開篇之后沒了下文,沒有給中國人帶來所謂的“新生活”。

  到了上世紀50年代的愛國衛生運動,不喝生水的口號才真正家喻戶曉。王老先生那時還是個小學生,直到今天,他還記得學校不允許大家喝生水,孩子們基本都帶一個小搪瓷缸,拿個小布兜挂書包邊上,方便到學校喝開水,“有時候個別小孩對著自來水管喝水,還會被其他孩子報告給老師,誰誰誰喝生水了,那就要挨批評了。”

  今年92歲高齡的浙江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退休教授諸葛陽也向記者回憶,那時候經常提倡不喝生水,因為可以防病,學校都有開水房免費供應開水。

  正如諸葛教授所說,工廠、機關、學校甚至農村公社食堂免費的開水供應,正是源於愛國衛生運動。除此之外,早晚刷牙、飯前便后要洗手、生吃瓜果要洗淨等觀念,都是在那時開始普及到千家萬戶的。

  記者找到人民衛生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一本《除害滅病愛國衛生手冊》,手冊把講究個人衛生的“五不”和“十要”衛生習慣一一列出,並用大白話仔細解釋原因,其細致程度堪比今天的兒童健康手冊。比如,“五不”第一條和第三條分別是不喝生水和不隨地吐痰,因為喝生水會得痢疾等腸胃傳染病,隨地吐痰能傳播肺結核和其他呼吸系統傳染病。“十要”有兩條是要常洗澡、常剪指甲、常理發﹔衣被要常洗、常晒。因為不常洗澡和洗晒衣被,不但容易引起各種皮膚病,也容易生虱子,虱子能傳染回歸熱、斑疹傷寒等病。除了這些,《手冊》還循循善誘地進一步解說:“我們常常有這樣的體驗,洗過澡、換了干淨衣服,就覺得身上十分舒適,滿身有勁﹔理過發以后,也會感到輕鬆愉快。”

  讓人意外的是,愛國衛生運動還提倡過一些至今仍屬“新風尚”的習慣。因為抗擊新冠肺炎,分餐制成為熱點話題,而母乳喂養則是每個媽媽都懂的科學喂養常識。這些內容竟然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被提倡過,據時任北京市衛生局局長的嚴鏡清回憶,“為適應解放初期的經濟困難情況,我們指導居民如何較經濟地選擇食物,而又能較好地獲得營養……曾把嬰兒營養作為重點,宣傳母乳喂養,指導管理代乳品的制造。”隻不過,這些倡議最終沒有像喝開水那樣完全普及。

  畢竟,習慣是積久的生活方式,要養成或改變並不容易。為了讓老百姓養成衛生習慣,把防病知識教給他們,那時的衛生宣傳基本做到了家喻戶曉的地步。據1952年《北京市衛生局關於三年來衛生工作總結》記載,僅1952年,就“制造了大批幻燈片、唱片、圖片、照片,編印了許多傳單、標語、連環畫和小冊子,僅傳單標語,即印發了六十九萬張,圖片、照片作了二十一萬七千二百零四張。”嚴鏡清回憶,宣傳人員還讓群眾在顯微鏡下觀看致病的微生物,以便群眾對致病生物有直觀的了解。

  除了政府工作人員,參與宣傳的更多是主動無償工作的大量衛生積極分子。當時,在各級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之外,全國各地的小區、大院都紛紛成立了衛生小組。以北京為例,早在1949年清潔古城時,北京就開始組織居民中的基層衛生組織,到1951年全市16個區已有11000余個衛生小組。愛國衛生運動開始后,衛生小組的積極分子身體力行,檢查、宣傳並進,帶動群眾講衛生。比如,龍須溝一帶差不多每條街都有一個衛生委員會,每十戶人家有一個衛生小組,規定每星期檢查衛生三次。在衛生小組長和積極分子的帶動下,過去胡同兩邊堆滿的垃圾都被打掃得干干淨淨,就連最偏僻、最小的胡同也沒有一點垃圾了。

  衛生檢查不僅要檢查胡同,就連中南海也不例外。上世紀五十年代任職西單區(1952年由北京市第二區和北京市第五區部分合置而成,1958年撤銷,與西四區合並為西城區)區長的杜若曾回憶,區裡一年幾次走街串巷大檢查,搞得轟轟烈烈。有一次,周恩來總理讓她去中南海檢查衛生,杜若帶著副區長和幾個專管衛生工作的干部走進中南海,“一路上看到不少人在登高爬低地擦辦公室的大玻璃……陪著檢查的人說:‘這些人都是十一二級的司局級干部。’后來我們來到干部飯廳,進去后沒有發現一隻蒼蠅,連放筷子的瓷筒內底部都干干淨淨。”

  正是在這樣各部門全都重視、黨政干部帶頭、老百姓主動參與的全民動員下,不喝生水等衛生習慣才得以廣泛形成。正如1952年底在北京開幕的全國愛國衛生運動展覽會的標語所說:“愛國衛生運動,打擊了敵人,提高了自己,起了移風易俗的作用。”

  很多上了年紀的人,都還記得上世紀50年代全民除四害的場面。的確,除四害可以說是愛國衛生運動在群眾中開展得最普遍、最經常的內容之一。

  肖愛樹教授告訴記者,1952年愛國衛生運動興起時,主要任務就是消滅傳播鼠疫、霍亂、傷寒等傳染病的病媒害虫。當時有一個口號,叫“打死一隻蒼蠅,就是消滅一個美國鬼子”。人手一把蒼蠅拍,打完蒼蠅用火柴盒裝了上交,記者採訪時,幾乎每個老先生都會提到這樣的經歷。各地涌現的滅鼠、捕雀能手,是當時新聞報道和人們學習的對象。《除害滅病愛國衛生運動手冊》將群眾發明的除四害方法詳細列出,方便大家學習,其中僅滅鼠的方法就有40多頁。記者還淘到一本1958年12月的《除四害講衛生先進單位和能手的經驗介紹》,這本由北京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編印的小冊子已經泛黃,裡面提到延慶辟破石村有個捕鼠能手王世朝,他能在野外准確地尋找鼠洞,利用翻、挖、熏等方法滅鼠。村裡的青年紛紛向他學習,隨他到外村消滅野鼠,結果周圍十幾個村的果木和庄稼近幾年都沒有遭到鼠害。

  這樣如火如荼的“除四害”,也鬧出過一些笑話。從小住在北京西直門附近的趙振華老先生告訴記者,那會兒好多學校和單位要求,打了老鼠要上交尾巴計數,結果有人為了當冠軍,拿蘿卜根兒冒充老鼠尾巴。本報1958年1月21日刊登的讀者來信中,反映過這樣一件事,一個小學生發現一隻老鼠,大家一齊圍剿,但是,當他們發現這是隻沒有尾巴的禿老鼠時,就把它放跑了。問起原因,小學生答,“老師叫我們打了老鼠交尾巴,沒有尾巴要它干什麼。”

  小學生沒有完全鬧明白除四害的緣由,科研人員卻研究得很清楚。諸葛陽教授的專業是動物學,1958年,30歲的他是杭州大學(后與浙江大學合並)生物系動物學教研室主任。那年夏天,他到杭州郊區蕭山參加“雙搶”,突然有人在插秧時染病去世。防疫站調查后發現是在水田中傳染了鉤端螺旋體病,鉤端螺旋體的宿主是老鼠。這種病確實是老鼠傳染的嗎?怎麼防治?防疫站請了動物學專家諸葛陽加入團隊進行研究。

  諸葛陽在學校上課之余,每個月抽出10天時間背上被褥、蚊帳、碗筷等行李,自備干糧,來到了浙江義烏縣大陳公社。經過一年的研究,解剖了幾百隻老鼠,諸葛陽和他的團隊終於明確,鉤端螺旋體病的主要傳染源是浙江農田的一種優勢物種——黑線姬鼠。水田裡的水是傳播媒介,冬天田裡沒水時,鉤端螺旋體就躲在黑線姬鼠體內,到了夏天,鑽出來進入水中,人下田干活,鉤端螺旋體就通過黏膜或者破損的皮膚進入人體。黑線姬鼠每年春天、秋天繁殖兩次,據此,諸葛陽提出,每年1月至2月大規模滅鼠,那時田裡沒有糧食,老鼠會跑到農民家裡或者草堆裡過冬,比較集中,這時隻要能夠消滅80%以上的黑線姬鼠,第二年就可能不會大規模傳染發病。

  作為科研人員,諸葛陽這樣間接地參與了除四害,他總結自己的這次研究,實際是為了防病、保糧兩項任務,因為除了傳染疾病,老鼠吃掉的糧食也是可觀的。

  麻雀沒有傳播疾病的“罪責”,只是因為吃庄稼而一度被列入四害,還造成了一樁要“平反”的“冤案”。

  所謂“四害”,究竟是哪四種動物,其實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版本有很多。嚴鏡清在《回憶解放初期的北京市愛國衛生運動》中寫道,1952年四害是指蚊、蠅、虱子和鼠類。

  老鼠傳播鼠疫,蚊子傳播瘧疾、絲虫病等,蒼蠅傳播腸胃傳染病,虱子傳播流行性斑疹傷寒、回歸熱等,臭虫吸食人血易引發皮膚病……自然而然地,它們在愛國衛生運動中都被列入要消滅的四害。

  麻雀是怎麼成為四害之一的?第一個相關的正式文件是195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公布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其中第27條是:“從1956年起,在12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和蚊子。”這份農業文件同時寫明:“打麻雀是為了保護庄稼,在城市裡和林區的麻雀,可以不要消滅。”顯而易見,麻雀被打的原因是偷吃庄稼。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時間內,完成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和基本上消滅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的任務,達到消滅疾病、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的目的。由此,全國各地大規模的剿滅四害運動達到了高潮。

  諸葛陽老先生經歷過杭州的除麻雀,他對記者解釋:“全市統一一個時間點,一聲令下,家家戶戶就開始敲鑼打鼓,有的人還爬到樹上、屋頂上敲,麻雀是短途飛行動物,飛不遠,又找不到安靜的地方歇息,敲鑼打鼓就是對麻雀進行疲勞轟炸,讓它一直飛,最后累死了就掉了下來……”

  與老鼠相比,麻雀吃掉的糧食其實沒有那麼多,諸葛陽也曾做過關於麻雀的研究。當時,杭州市和富陽縣打掉的“麻雀”被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到他所在的實驗室,諸葛陽對每隻鳥的體重、體長、尾長等進行測量,對胃裡內容物進行分析,結果發現,1653隻鳥中隻有302隻麻雀,僅佔總數的18.2%,其它還有42種鳥,大多是益鳥,並且,麻雀在春天、夏天吃的更多是害虫,本身是有益的。

  注意到麻雀吃害虫的科學家不是隻有諸葛陽一人,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了一份《關於麻雀問題向主席的報告》,說:“科學家一般都認為,由於地點、時間的不同,麻雀的益處和害處也不同,有些生物學家傾向於提消滅雀害,而不是消滅麻雀。”

  1960年3月18日,中央發出《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傳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麻雀是益鳥,不應該再列為四害之一,不要打了。”半個月后,負責農業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作報告,特地對麻雀問題作了說明:“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綱要》所說的除四害中,應當把麻雀改為臭虫。”從此,麻雀從“四害”中退出。后來,由於蟑螂逐漸成為主要的家庭害虫,臭虫又被蟑螂取代。

  “更待菊黃佳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對於住在北京南城的人來說,陶然亭絕對是春日賞花、夏日消暑的極佳去處。公園裡的大象滑梯、大小雪山,更是不少南城長大的北京人共同的兒時記憶。但少有人知的是,陶然亭公園——新中國成立后首都北京最早新建的這座現代園林,其最初的興建其實是源於愛國衛生運動。

  陶然亭一帶歷史上頗有名氣。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監管南城黑窯廠時,在此處修建一座小亭,后又拆亭建軒,為軒題額“陶然”,這便是陶然亭名稱的由來。清代時,這個風雅的名字一度吸引了許多文人雅士來此吟詩抒懷。

  然而,由於緊鄰明清時期燒磚的黑窯廠,乾隆年間曾在這裡挖土加筑外城城牆,陶然亭地勢降低,成了蘆葦叢生的窪地。晚清時期這一帶已是荒蕪不治,周邊被用作刑場和亂墳崗。到了新中國成立前,陶然亭早沒了風雅的模樣。世居北京南城的王老先生對早年的陶然亭印象深刻:“過去一說陶然亭,就是南下窪子,亂葬崗子,連義地都算不上,就是隨便埋人的地方,一般人從不往那兒去。”著名作家張恨水也曾這樣描述1921年的陶然亭:“滿地垃圾,坎坷不平,高一腳,低一腳。走到陶然亭附近,隻看到一片蘆葦,四周人家,破破爛爛。不僅如此,到處還有亂墳葬埋。手拂蘆葦,蒼蠅蚊子到處亂鑽。”而后來再去,更覺“一年比一年壞”。

  直到1952年,陶然亭徹底改變了面貌。這一年愛國衛生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展開,其中一項重要的內容就是清理污水、疏通溝渠,北京當時最臟最臭、疾病橫生的陶然亭一帶成了人民政府重點整修的地方。

  整治臭溝,北京已有經驗。兩年前,政府拿出了全年預算的2.25%,市政衛生工程局的技術工程人員和解放軍、人民群眾齊上陣,將龍須溝從又臟又臭的污水明溝,變成了排水暢通的地下暗渠,一條寬闊整潔的柏油馬路修成,徹底改變了龍須溝一帶昔日臭氣熏天的模樣。

  這一次,在講衛生就是愛國的精神鼓舞下,人們干勁更足。1952年春天開始,市政衛生工程局採取“以工代賑”的辦法,組織民工到陶然亭疏浚污水葦坑。所謂“以工代賑”,就是失業人員自願參加城市工程建設或整修的勞動,計件付酬,參與以工代賑的人每人每天能賺5斤小米,效率高的甚至更多,這樣一個月下來就有大約150斤小米。這對失業人員和郊區農民算是一筆很可觀的收入,以至於婦女甚至河北的民工也跑來挖湖。據《北京志·勞動志》記載,陶然亭公園修浚工程是當時以工代賑完成的一項最大的工程,參加人數最多時達到17000余人。其中最支持的當然是切身感受過臭坑之苦的附近百姓,一個叫孫克純的居民當時接受採訪說,去年夏天住在這裡時,雖然用面口袋布做了個蚊帳,可是蚊子還是咬得人滿身紅疙瘩,為了徹底扑滅蚊子,也願意參加挖湖工程。

  四個多月的時間裡,民工們天天冒著烈日,忍著從臭泥污水中散出的惡臭堅持勞動。最終,他們共挖出土方30萬立方米,開出了280余畝、水深3米的人工湖,並引入護城河水,將死水坑變為活水湖,挖出的淤泥在沿湖堆起7座綿延的山丘,栽花種樹、鋪路修堤。很快,環境整潔優美、風景秀麗宜人的陶然亭公園初見雛形。從1953年起,經過進一步征地遷墳,營建舞池、露天劇場,裝修路燈、路椅、公廁等,1955年9月14日,陶然亭公園正式對游人售票開放。“湖平更添水三尺,地僻飛來山數峰。”一位名叫虹南老人的八旬老者后來寫下的這兩句詩,正是陶然亭公園挖湖堆山的真實寫照。

  與陶然亭公園一東一西分別位於南護城河畔的另一個公園——龍潭公園,其前身也是葦坑窪地,這裡的疏浚工程同樣是在愛國衛生運動中完成的。工程於1952年7月開工,11月竣工,疏浚后湖水面積達44.3公頃。時任首都城市規劃委員會副主任的建筑學家梁思成,考慮到龍須溝水流經此地,提議將疏浚后的水面,命名為“龍潭湖”。

  北京並非個例,全國許多地方的溝渠都進行了集中治理。南京的五老村、上海的橫濱河和天津的金鐘河、牆子河、赤龍河、四方坑等,都是有名的蘆葦叢生、蚊蠅成團、又臟又臭的河渠或水溝,愛國衛生運動期間,這些地方經過大力整治,煥然一新。據時任衛生部長李德全《三年來中國人民的衛生事業》報告中所說,截至1952年9月底,全國疏通溝渠28.3萬余公裡,並填平了大批污水坑,人們甚至填平了據說是修萬裡長城時挖的山海關南關大水坑。

  無論講衛生、除四害,還是整修污水溝渠,主要都是為了消滅疾病。以消滅疾病為主要目標的舉措中,最讓今天的人們感到不可思議的,大概要數“不能隨地大小便”這一條。

  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呢?這就涉及人們私密的事情——上廁所。諸葛陽教授1956年至1958年在東北師范大學生物系作為研究生進修,參加農村冬季勞動鍛煉時住在農民家裡,直到今天,他仍對當年農村的廁所記憶深刻,“東北的夜晚溫度能低到零下三十攝氏度,大小便也要到室外,廁所都是露天蹲坑,甚至連個屋頂都沒有。”

  且不說農村,大城市的情況也沒好多少。晚至清末,偌大一個北京城,公共廁所都寥寥可數,以致有“京師無廁”的說法流傳。沒有公共廁所,胡同口、街道兩側,或者任何一個比較寬闊的地方,就成了理所當然的大小便場所。齊如山著、鮑瞰埠編的《故都三百六十行》一書曾描述早年人們隨地排便的場景,“天旱道干,行人尚可在中間過往,遇落雨則必走旁邊,行人之腿往往摩擦便者之臉,便者亦恆尿濕行人之鞋。”最夸張的是,“前門外大柵欄同仁堂門口,因其門面靠裡,地面稍寬,故每日閉門之后,必有幾百人前去出恭,次早現掃除之,鋪中人認此為該堂之風水,不肯禁止,實亦不能禁止。”清末民初,北京才逐漸有了公廁,老百姓叫“官茅房”,但隨地大小便的現象並沒有隨之消失。“我小的時候公廁已經不少,但還有很多人隨地大小便。”王老先生感嘆,“現在聽起來簡直是天書,不可能的事兒,但當年確實就是這樣!”

  正因如此,不能隨地大小便,成了愛國衛生運動中另一個最常見的口號。在農村,要求做好人畜糞便的管理和利用,最基本的要求是做到人有廁所,牛馬有欄,豬羊有圈,家禽有窩,實現人畜分居。在城市,修建公廁、整治戶廁是重要舉措。以北京為例,1949年時北京比較像樣的公廁隻有83座,1959年北京公廁增加到了1049座。如此,到了1960年代初,各地隨地大小便的現象大大減少了。

  隻修廁所,糞便問題還不能完全解決。據嚴鏡清《回憶解放初期的北京市愛國衛生運動》一文,上世紀50年代,“北京城內除一些機關、學校和少數住戶有抽水馬桶外,大多數居民都用糞坑,用人工掏糞。”“掏糞工人背著糞桶,帶著掏斗,按地段定時進門掏糞,再倒入糞車。”掏糞也不是隨便能掏的,過去糞場都由私人經營,他們各自把持的地界叫“糞道”,開糞場的叫“糞霸”,獨霸一方。在“糞霸”眼裡,糞便是能賣錢的肥料,自己地界裡的糞其他人休想碰,因此常有為了爭搶“糞道”打起來的事。至於糞便怎麼掏對環境衛生影響小,“糞霸”當然不會考慮。於是,沒有掏干淨的糞便、到處遺撒的污穢物、大大小小的晒糞場,就成了蠅蛆繁殖的絕佳場所。

  這種現實情況下,政府全面接管了過去控制城市糞業的私人“糞道”,取締了“糞霸”,並取消了一些規模小的、離城區近的晒糞場,把晒糞場盡量遷到遠離人群的偏遠地方。過去被輕賤的掏糞工,由此轉變為新中國清潔工人隊伍中的一員,受到全社會的尊重。身份的轉變帶來了工作態度的轉變,他們掏糞時都盡可能做到不濺、不洒,減少糞便在流轉過程中的遺撒。

  全國勞動模范時傳祥就是在那個年代涌現出來的。時傳祥,祖籍山東,15歲時徒步千裡,進京謀生,干上了掏糞工。從飽受壓榨的社會底層變成清潔工人后,他說過一句朴實的話:“正因為過去我們被人看不起,今天才越應該好好地為人民服務,作移風易俗的尖兵。”1959年,時傳祥當選為全國勞動模范,他和他的名言“寧願一人臟,換來萬家淨”,感動了千千萬萬人,也成了那個全民講衛生的年代裡最突出的印記。

  有意思的是,首都北京還曾為管理馬糞制定過不止一份專項文件。據王老先生介紹,那時北京汽車還不多,路上馬車多,驢、馬等的糞便經常沿街隨地遺撒,政府就要求拉車的馬后面必須帶個糞兜子。“如果馬車的馬不帶糞兜,會被警察批評,沒有罰錢。以前沒有糞兜這東西,就是從愛國衛生運動時,開始施行馬車帶糞兜。”

  記者查閱史料,發現了《北京市獸力車輛裝設糞兜試行辦法》《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會關於農業合作社的運輸牲畜應帶糞兜的決定》《北京市加強馬車進城管理規定》等文件。其中《北京市加強馬車進城管理規定》由1955年開始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的王昆侖主持制定,為了保証文件更好地實施,王昆侖還曾針對糞兜太貴且質量不好的情況,專門與主管商業的副市長研究,決定由商業局供應一批質量結實、價格便宜的布料,專做質優價廉的馬糞兜供應市場。經多方努力,大街上曾經隨處可見的馬糞終於得以解決。

  愛國衛生運動的種種措施下,各種傳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肖愛樹舉了幾個例子,最嚴重的烈性傳染病天花、鼠疫、霍亂近乎絕跡﹔瘧疾在我國有長期流行史,1952年發病率為70%,到1956年已經降到6%﹔其他一些傳染病的發病率也呈明顯下降趨勢,如斑疹傷寒發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80%,回歸熱發病率下降了91%。

  許多地方的環境面貌也在愛國衛生運動中大變樣。僅在1952年,全國就清除垃圾、糞便1.6億噸,填平污水坑4000余萬立方米,修下水道3.3萬余公裡,疏通溝渠28萬余公裡,新建及改良水井130余萬口,捕鼠1.2億隻,消滅了大量的蒼蠅、蚊子、臭虫等害虫。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在1952年8月《關於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報告》中說,從三月中旬到七月中旬,四個月間,北京共清除了垃圾26.8萬多立方米。蘇州胡同“徐狀元府”四十多年未曾打掃過,塵土堆積,蓬蒿遍地,故宮非游覽區,河渠污濁,垃圾存量達18.3萬多立方米,有些還是明朝遺留下來的。通過這次衛生運動,這些積世的污穢都已經清除和正在清除。

  1952年,調查細菌戰的國際科學委員會來到北京,考察了北京的衛生措施和衛生教育后,毫無保留地給予肯定:“今天在中國正在進行著一個偉大的運動,在促進個人和社會的衛生。這個運動是受五萬萬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的,這樣規模的衛生運動是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這個運動已經發生了作用,使得由於傳染疾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發病率大為減低了。”

  1965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指示:“要搞好衛生,特別是搞好水、糞的衛生。”自此,各地在原來管理好糞便的基礎上,深入推進“兩管五改”(即管理飲水、管理糞便,改良水井、廁所、畜圈、爐灶和環境),既改善了環境衛生,又增加了肥料,受到群眾的好評。“文革”期間,許多衛生機構被裁撤,衛生工作人員被裁減,愛國衛生運動也受到了影響。1978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重新成立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4月7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堅持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通知》,要求把愛國衛生運動堅持不懈地開展下去。

  從此,愛國衛生運動的內容逐漸拓展。1982年2月,中央愛衛會等9個部門,確定每年3月為全民文明禮貌月,愛國衛生運動在這一時期成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和突破口。1989年,《國務院關於加強愛國衛生工作的決定》提出建立愛國衛生月制度,將每年4月定為愛國衛生月。同一年,為了改善城市衛生面貌,增強人民健康,全國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1988年8月11日,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更名為全國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決定,在全國開展創建國家衛生城市活動,促進城市環境質量和衛生水平大幅提升。

  2017年10月18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十九大報告指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為人民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堅持預防為主,深入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倡導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預防控制重大疾病。愛國衛生運動從講衛生升級到注重全民健康。

  作為健康中國戰略的載體之一,近年來,一場“廁所革命”逐步從景區擴展到全域、從城市擴展到農村。2019年,愛國衛生月的活動主題就是“共推‘廁所革命’,共促衛生健康”。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人有廁所”,到如今的無臭無味、清潔衛生、看不見糞便的衛生廁所,普通人——尤其是農民群眾的生活品質隨著愛國衛生運動的開展逐步提升。

  如今,面對新冠肺炎,經過全民戰“疫”,人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堅持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對於提高全民健康素養、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特殊意義。隨著疫情防控常態化,戴口罩、分餐公筷、拒食野生動物等,正在成為新的文明生活方式。

  中國不斷發展的愛國衛生運動也得到了世界的贊譽。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向中國政府頒發“社會健康治理杰出典范獎”。時任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主任的申英秀在頒獎致辭中表示,遠在“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成為全球口號之前,中國就已經通過愛國衛生運動踐行著這一原則﹔遠在“健康城市”理念誕生之前,愛國衛生運動就已經通過更好的環境和個人衛生創造了它們。

  的確,盡管愛國衛生運動是在經濟、衛生條件都比較落后的情況下誕生的,盡管最初的歷史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時代特有的烙印,但不可否認的是,它是中國衛生事業的一項創舉,造就了新中國的衛生奇跡。作為新中國持續時間最長並一直發展到今天的群眾性運動,愛國衛生運動針對不同時期的突出衛生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真正做到了移風易俗、改造國家。(記者 楊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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